纪念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j9九游会网址

        很早就听闻杨和戴，近日看书，凑巧得很，他们的名字一周看见三次，不由想起关于他们俩的一点历史，所有的悲欢离合、缘起缘落简直堪比一部传奇大片，有点荡气回肠的意思。于是决定写下来，纪念我与那些书、那些人，一起走过的日子。
        杨宪益和戴乃迭是上个世纪40～90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翻译界泰斗，更是一对惊才绝艳、绝无仅有的夫妻翻译大家。熟悉他们名字的外国人远多于中国人，因为他们是最早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译成英文的作家之一，作品从先秦散文、诗经楚辞到《水浒》、《红楼梦》、《鲁迅全集》，以至现当代文学作品等百余种，蜚声海内外。他们的翻译事业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他们的合作被誉为珠联璧合、不可替代。
        在了解他们的故事之前，我已经看过一些他们的译作。资料里都把戴乃迭称为戴乃迭先生，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位女士，当然更想不到是一位英国淑女。俗话说，鸡蛋好吃也不用追究母鸡的卖相。从这点说，看他们夫妻的译作就够了。可是人的好奇心总是特别调皮，当我偶然看到他们的照片时，终于生了一探究竟的念头。我承认，这一点上我是完全不能免俗。
        先来说说杨宪益先生——一位“阴差阳错”成就的翻译大家：1915年生于天津，21岁入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1940年回国在重庆中央大学等学校任教，1943年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解放后1953年调至北京外文出版社，开始了长期稳定的文学作品翻译工作。作为主要译者和实际主编，杨、戴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50年（自51年创刊以来，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
        戴乃迭女士，英籍汉学家。原名gladys tayler（婚后改为gladys yang／格莱迪丝•杨）。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1918年戴生于北京，在中国度过6年美好的童年后随父回国。在杨宪益1934年赴英留学期间，与之相识相爱。1941年俩人返回中国、结为夫妻，并共同长期从事翻译工作。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她不仅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文字娟秀。“文革”中无辜遭遇4年牢狱之灾，1999年因病去世；在去世后出版了自传《我有两个祖国》。
        除了将西方古典名著《荷马史诗》、《罗兰之歌》、《卖花女》等译成中文之外，俩人主要还是中译英，合译的中国作品涵盖了整个中华历史时期、几乎所有文学种类。没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和严谨的治学之道，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只要看到他们的著作，任何人都会肃然起敬、叹为观止。
        戴乃迭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她挚爱的丈夫和翻译事业。她对金钱也毫不在意，为了配合杨宪益凑足4万多人民币捐钱买飞机，她卖掉了母亲和婆婆给的所有首饰。却因为自己的外国身份经常遭受无端的猜疑。解放前，工作单位怀疑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解聘了她；解放后，又因此多次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尽管她从不过问政治，但“文革”开始后，他们俩都不能幸免地成为被攻击的目标。1968年4月的一个晚上，由于被怀疑是英国特务，杨宪益被捕了；不到半个小时，戴乃迭也被带走了。他们被关押在同一所监狱，却无法相见。
        1972年，度过4年监狱生活的杨宪益夫妇被相继释放回家。不久，他们恢复了翻译工作，杨宪益开始担任《中国文学》杂志的执行副主编。夫妻俩每日形影不离。他们看淡一切身外之物，把收藏的明清字画全部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几十年间出版的百十种著作也大多送了人。坎坷的人生和深重的磨难，从未改变过他们正直的品格和忧国忧民的胸怀，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涯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艰难曲折路程的一个缩影。
        杨先生经常开玩笑，说戴先生喜欢的不是他杨宪益，而是中国传统文化。戴乃迭汉语讲得不很好，也常怪罪于杨老英语讲得太好了，两人在一起总是讲英语。1989年，戴乃迭病重，并渐渐失忆了，动笔写了一部分的自传也停了下来。此后10年，杨宪益一直守在她身边细心照料。然而1999年11月18日，戴先生还是离开了人世，似乎又响应了算命师的话。她去世后，杨宪益写下一首缅怀诗，配着一直珍藏的戴乃迭画像挂在客厅里，朝夕相对：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2004年7月杨先生在北京什刹海小金丝胡同的家里接受访问，被问及这一点。
        记：这杨宪益总和戴乃迭放在一起的？
        杨：是。
        记：她去世之后的生活，跟以前有什么不同？
        杨：我现在就是感觉到头了。90岁，该告终了
        记：是因为你夫人不在你身边了？
        杨：对。
        记：她在你身边的话，你可能不会这么想？
        杨：那也许再活一百岁……

        从1940年随杨宪益来中国后，除了因公出访，戴乃迭只回英国探过一次亲。60年来，她从没想过离开中国、离开杨宪益。她把一生献给了爱人和她的第二祖国。每次想到这些，都让杨先生感到无限怅悔。自从妻子不幸离世，杨宪益放下了手中的译笔，谢绝了与朋友的来往，他的生命也仿佛凝固，活在对戴乃迭的思念和对往事的追忆中。每天一包烟，陪他看电视，看日光恍惚从暗到明再从明到暗。“怕什么呢？都这么老了。”回想当时选择翻译工作并非刻意，有梁实秋的促成、也考虑到可以跟夫人一起工作。偶尔听到别人对他一千多万字的译作高山仰止，他总说没什么值得流传下去的，书也全都送人了，几乎一本不剩。只有记忆伴随着他，带有太多骄傲与遗憾、牵挂与思念的记忆，那是连死亡也不能隔断的。
        还是用杨宪益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他们一个世纪的爱情故事吧：“戴乃迭，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